【名家观点】王定华|关于大学国际化办学的政策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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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定华 教授

作者简介

王定华（1963-），男，河南上蔡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主要从事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比较教育、中外教育治理研究。

引用本文

王定华.关于大学国际化办学的政策与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26（1）：1-10.

摘要

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高等教育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高大学国际化办学质量和水平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和时代担当，也是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和紧迫需要。推进大学国际化办学，需丰富深化内涵、结合本土特色、考察发展历程、应对问题挑战、建立实现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国际化办学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实现了多方位自主交流，法制化、规范化也得到进一步强化。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但不能回避的是，在后疫情时代，战争冲突撕裂了世界格局，西方冷战思维制造对立，我国大学国际化办学在战略规划、深层次合作、国际化保障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困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大学国际化办学更要把握机遇、克服挑战，在拓展全球合作、提升全球声誉、汇聚一流师资、深化学术合作、培养全球英才、完善保障体系等方面加大力度。探索大学国际化办学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可以提升我国教育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二是可以开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新局面；三是可以履行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职责和使命。

关键词

大学国际化办学；教育国际化；教育政策；高等教育

当今世界是一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崭新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高等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更加凸显。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无论是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考虑，还是从服务国家战略考虑，高等教育都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升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一方面，要及时充分利用国际教育资源，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适应国际交往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不再沿袭仅仅派出留学生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单一模式，而是要在继续向外学习的同时，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教育，在动态过程中争取公平的对话与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国家实力和民族精神，取得双赢效果。

一、大学国际化办学的主要内涵

大学国际交流合作的实质是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办学，既是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和紧迫需要，也是大学的重要职能和时代担当。

（一）办学标准国际化

如何根据国际标准办学，每个专业、职业和行业都有一个国际标准。引进国际通用的标准，有利于大学提高办学质量。当然在强调引入国际标准的同时，更要注重加入本土特色。只有加入了本土特色的办学理念和标准，才可能成为国际交流的内容。国际标准加上本土特色才能真正满足我国大学发展的需要。

（二）教育理念国际化

大学要增强“走出去”“引进来”的意识。“走出去”才能开阔眼界，开展学术交流。如学习国外大学是如何开展学术研究的，教师是如何发表论文的，学校是如何营造学术氛围的，等等；“引进来”是指引进理念、模式、课程、专业标准以及教师和学生。此外，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化要参考全球人才培养模式，并且进行长期的探讨和研究，结合本国国情，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而推动人才质量的提高。

（三）课程内容国际化

课程国际化，即内容国际化，学生即便不出国，也可以享受国际化的成果，也可以有高水平的外籍教师授课，也能考取国外的专业标准证书，还可以学习原版的国外教材，可以接受外语教学，因此，课程国际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学生。课程国际化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国际专业标准来制定自身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二是开设专门的国际理解课程，如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等，提升学生的国际理解水平；三是在课程方面增加一些国际化的内容；四是教学语言的国际化，用英语教学最大的好处是便于招收留学生；五是引进原版教材。此外，课程设置模式的国际化也是课程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课程国际化时，对原版教材的选用，要符合中国法规、中国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择其要义，为我所有。

（四）人员交流国际化

大学应采取激励措施，提供方便条件，安排相关经费或设立助学基金，开展联合培养，为尽量多的学生提供走出国门、交流学习的机会。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于2020年起，专门设立出国学习经费，资助每个学段、每位学生在读期间出国交流学习一次。各大学也可以与一些企业和政府合作成立基金，资助学生和教师走出去开阔视野，提高在校人员的国际化水平。

（五）学术研讨国际化

主办国际研讨会，邀请一些国外专家做主旨报告，或参与现场、线上研讨，切磋琢磨，交流互鉴，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相得益彰，获得提高。在此过程中，逐渐增强大学或相关学科、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六）实践实习国际化

用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科研实践，让学生获得体验，结识朋友，增进学术感悟，接触本领域学术前沿。依据本校学科专业设置情况，支持青年教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到国外参加合作实验、实习实训、联合调查，增长参与全球化事务的能力。另外，一些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合作举办的孔子学院，也可作为国外实践的桥头堡。

（七）合作办学国际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将中外合作办学分为两种：一是合作项目，二是合作机构。在合作办学的过程中，要克服各种障碍与冲击，建立互惠互利、双赢共生的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不求经济上盈利，只愿学生们受益。

二、大学国际化办学的发展历程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在国家战略和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条件，也是服务国际、国内大局、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途径。因此，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和成就，展望未来发展趋势，对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我国大学国际化办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一边倒”到寻求多方位交流（1949-197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美苏争霸对峙背景下，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保持了与“东方阵营”国家的往来。1960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加之后来受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一度中断，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才重新起步。

在出国留学方面，1950年9月6日，中国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五国学习。同时，为加强制度建设，规范留学生教育，国家先后颁布了《关于1953年选拔留苏预备生的指示》《留苏预备生选拔办法》《关于今后一个时期留学生工作的意见》《关于管理派赴各国留学生的规定》等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16年里，中国共派出留学生10670余名，其中向苏联共派出留学生8424人，向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出1109人，有7324人在苏联完成学业，776人在东欧完成学业^[1](P13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留学生派出工作一度中断。1972年9月，我国恢复了向外派遣留学生工作，主要是面向西方国家进行派遣。不过派出的数量很少且不稳定。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公派留学才迅速开展，自费留学亦呈勃兴之势。

在来华留学方面，这一时期同样反映了中国“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接收的来华留学生主要来自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底，我国接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33名外国留学生，分别是来自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2](P42)。此后，来华留学国家及人数逐渐增多，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共接收了来自70个国家与地区的7259名来华留学生，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有6591名，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90.8％，前五名分别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越南（5252名）、朝鲜（546名）、苏联（208名）、阿尔巴尼亚（194名）和蒙古（131名）^[2](P42)。从1966-1972年，我国没有招收一名来华留学生。1973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由外交部和国务院科教组联合申请的《关于1973年接受来华留学生计划和留学生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自1966年即中断的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开始恢复。1973-1977年期间，我国共接收来自69个国家的2066名来华留学生，来华留学生仍以周边国家为主，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留学生数量不再占绝对优势，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来华留学生为570名，比例仅占总数的27.6％；日本、欧美和大洋洲的19个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623名，占同期来华留学生总数的30.2％；来自撒哈拉以南的24个非洲国家向我国派遣了486名留学生，占总数的23.5％^[2](P43)。到1977年为止，我国先后与11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我国外交工作的不断推进，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逐渐扩大，1977年在华留学生总数达到1217人^[2](P47)。

（二）国际交流的初步发展（1978-1984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时，周边稳定的环境和外交关系上的突破，为高等教育交流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国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导方针的确立，使得教育事业重新步入正常发展轨道，也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第一，出国留学生派遣规模扩大。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清华大学同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时，做出关于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的重要指示。他指出：“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3](P75)，“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3](P75)。指示很快得到落实。1978年12月，在中美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之际，中国就向美国派出访问学者52名^[4]。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留美人员，这批留美人员是从一万余名候选者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具有“年龄较大”“整体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学科集中，全部为理工农医类”等特点。留美人员的派遣，激发了其他国家与中国开启高等教育留学往来的热情。为满足这一需求，教育部于1979年在全国11家大学建立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负责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出行前外语培训和思想教育工作^[5]。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6](P35)“面向世界”表达了邓小平对中国教育融入世界的殷切期望。

第二，开设短期汉语班，接收自费来华留学生。1978年之前，来华留学生规模小、类型单一、生源差、留学层次低。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来华留学政策的调整，开始通过开设短期汉语班和接收自费留学生等方式，逐步壮大了来华留学队伍。1978年暑假，来自法国的28名学生自费在北京语言学院参加短期汉语班。由此，中国也开启了来华留学的收费制度。1979年，中央政府批准的《关于接受自费外国留学生收费标准问题的请示》，第一次规定了自费留学生可以收取费用，并规定了数额标准，包括学费、教材费、住宿费等^[7](P186)。1983年，教育部颁布《为外国人举办短期学习班的有关规定》，指出把大学举办外国人短训班的审批权下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市教育主管部门。1985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办好为外国人举办短期培训班的几点意见》，则使国内具有条件的大学都有了为外国人举办短期培训班的权利：“除综合大学、师范学院和外语学院外，具备师资条件的其他大学也可以举办汉语培训班。”同时还扩大了短期培训班的教学内容，除汉语外“可以根据学校的特点，举办中国历史、文学、书法、古建筑、法律、中医（针灸）、音乐、舞蹈、戏剧、绘画、武术等多种形式的短训班”^[8](P243)。

第三，探索各种形式的对外合作办学活动。最初的合作主要是在我国政府和大学与联合国的有关组织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之间开展。1979-1980年，我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启动了“加强部分重点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研究”等合作项目，随后双方又分别于1987年和1990年签署了有关高等教育合作协议。1983年，教育部、司法部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的代表与美国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等机构的代表签订了“中美法学教育合作项目”。1984年，中国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组织签订了“中美经济学教育项目”，旨在通过中美双方少数大学之间进行合作的方式，加强中国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建设，以提高中方学校的教师水平和中方学校自己培养人才的能力^[9]。1985年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教育工作要坚持“三个面向”教育思想，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

（三）国际交流规范化发展（1985-2000年）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我国高等院校：“有权利用自筹资金，开展国际的教育和学术交流。”^[10]由此，大学逐渐获得了国际交流合作的自主权。因此，1985-2000年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改革主要围绕放权与规范展开。

第一，出国留学步入法制化、规范化阶段。随着中央和地方大学隶属关系的调整与变化，权力也向地方政府下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管理权力的下放调动了地方和大学的积极性，直接促进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繁荣。在权力下放的同时，国家也对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加强了制度和规范建设。1985-2000年间，世界格局总体稳定，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进入“一超多强”的多元发展格局，中国国际关系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不仅与印度、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西方国家也相继取消了对我国的制裁，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往重新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国内外环境以及外交、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发展都为我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合作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和基调。

第二，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逐步成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交往范围的扩大以及高等教育竞争力的提升，来华留学制度的健全，尤其是大学在来华留学生招录和培养方面自主权的获得，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逐步走向成熟。1985年10月，在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等部门制定的《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中明确指出，各个院校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校际联系或其他途径接收外国留学生^[11](P596)。同年，国家教委还把接收国际学生院校的审批权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市教育主管部门。2000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将来华留学生中招生、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权限从政府转移到了大学手中，调动了大学发展来华留学工作的积极性。至此，我国大学已完全具备了对外国留学生的管理权。1978年，中国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仅有35所，至1990年增加到110所，1999年增加到350多所^[12](P158)。

第三，中外合作办学日益规范。这一时期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调整和规范主要体现在《关于境外机构和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等文件上。经过规范，到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外合作办学基本形成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同步发展的格局。非学历教育方面，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数量剧增，办学领域扩大；学历教育方面，涵盖了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等整个高等教育学历层次。1988年，天津财经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城市大学（Oklahoma City University）合作举办的工商行政管理硕士（MBA）项目，成为我国第一个被批准授予国外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1993年6月，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境外机构和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提出“抓住机遇，通过接受捐资助学、合作办学等形式，有条件、有选择地引进和利用境外于我有益的管理经验、教育内容和资金，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13](P80)。1996年1月22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学位授予管理的通知》。这一文件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学位管理初步制度化、法制化。

（四）国际合作纵深发展（2001年至今）

2001年12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加入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全方位的变革，也推进了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加快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为我国高等教育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2003年2月19日，国务院第68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明确“中外合作办学实行扩大开放、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促进发展的方针”^[14]。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15]作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开放。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16]，将“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之间的实质性合作”“加强国际协同创新”“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等作为重大改革任务。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同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要“深化中外留学与合作办学，高校和科研机构国际协同创新”^[17]。为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2020年5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印发，体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视。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化的教育理念逐渐渗透到大学战略规划的各个层面。

第二，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一系列措施引导与激励下，留学回国和出国留学人数增幅的“逆差”现象得到显著改善。2016-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251.8万人，回国201.3万人，学成回国占比达八成（79.9％）^[18]。回国人员当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因熟悉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带回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验，成为各级管理岗位上的领军人物。2018年，我国70％以上的高水平大学校长、80％以上的两院院士、90％以上的长江学者入选者，都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19](P234)。

2002年12月31日，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中外合作办学不仅仅是境外大学来我国办学，我国也开始探索在海外开展教育。2004年，我国在韩国首尔开办了第一家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此外，我国大学还积极在海外开办海外校区或参与办学。2011年7月，经中老两国政府批准，苏州大学与老挝中资企业合作，在老挝首都万象创办了老挝苏州大学。老挝苏州大学是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所境外大学，也是老挝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所外资大学，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从“引进”向“输出”、从“开放”向“开拓”的质的转变。2020年起孔子学院品牌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

第三，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除了以往的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单线合作”模式之外，还逐步形成不同国家之间“多校联合、多校交织、多校融合”的新型国际交流与合作模式。我国顺应发展趋势，不断探索，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学加入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和环太平洋大学联盟，就是积极融入“多校联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模式的尝试。2010年6月，由我国上海交通大学、宁夏大学两所大学和新西兰大学组成的“三兄弟伙伴关系”，也是“多校联合”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此外，我国大学与国际知名院校研究机构开展的高水平合作办学项目也不断增多，如上海交通大学密歇根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等^[20]。国际科研合作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双一流”建设中提升我国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抓手。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10-2020年，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301.91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论文共被引用3605.71万次，也排在世界第2位。2019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国际合著论文为13.01万篇，占中国发表论文总数的26.2％。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占中国全部国际合著论文的73.9％^[21]。如今，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已经从主要向国外大学学习先进办学理念、把握学术前沿转向积极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理念以及成功经验分享给世界，教育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

三、大学国际化办学的问题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摆脱了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迎来了更为全面、更为开放的办学条件与环境。但也受历史遗留问题及发展过程中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复杂状况的影响，大学国际交流发展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疫情冲击

2020-202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席卷全球，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的数据，截至2022年5月15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1亿例，累计死亡病例625万例^[22]。从微观上看，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正常的人员流动，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许多改变。各国青少年学生不能够正常上学，国际航班纷纷停飞或大幅减少，各国大学严把校门、限制进出，核酸检测成了家常便饭，网上授课成了普遍现象。从宏观上看，疫情对世界格局、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及经贸、外交、军事、教育、科技等都带来了深远影响。置身其中，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势必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23]。首先，基于人员流动的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无法正常进行。由于各国对跨境人员流动实行严格的管控措施，使得人员跨境交流近乎停滞，留学生出国留学很难实现。其次，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思潮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分化与冲突日益明显，贸易摩擦已经延伸至科教领域，对海外留学、人才交流、联合研究、合作办学等各方面都带来了深远影响。再次，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形态面临改变。随着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的大面积普及，未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将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如何利用已有国际教育资源进行“在地国际化”，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世界各国的受教育者提供个性化的国际教育方案，成为大学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战争冲突

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发动了对邻国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2023年10月，巴以冲突骤然升级，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些行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相关国家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世界很多国家的强烈反应。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就相关问题进行表决，各国意见不一，世界变成不同阵营。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人们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之际，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交流深受其害。当然，大学是学术机构，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可以发挥和平使者之作用。

（三）西方限制

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出于冷战思维，不愿意看到世界的东方崛起一个大国，千方百计地怂恿相关部门或大学划出高科技敏感领域，限制外国留学生涉足，制造意识形态对立，打压本来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孔子学院，盘查滋扰遣返中国留学人员，监控国际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这种逆全球化的思潮与做派，给正常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蒙上了阴影。

（四）自身短板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具有丰富的积累及良好的基础，储备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但总体来讲，我国大学国际合作水平还有待提高。

第一，大学国际化战略规划体系有待健全。国际化是以培养国际化人才为目标，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交流、人员流动等活动为载体，在教育活动中践行国际化理念、全球性思维和跨文化方法的过程。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90％以上的普通本科院校均制定了国际化发展战略^[24]。但是，规划的目标性、体系性、可落地性及可持续性参差不齐。甚至一些大学对国际化战略的理解仍停留在较低层次，认为是国际处一个部门的事，缺乏整体战略设计。有的大学对课程、师资、学术等方面的国际化程度所要达成的目标、战略指向不清晰；有的大学国际化战略规划成为国际化活动的简单拼凑，看似教学、科研、留学生教育齐头并进，其实并没有形成环环相扣、相互支撑的一体化发展思路。

第二，实质性、深层次国际交流合作有待加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一些大学的国际化仍然停留在表面的“合作、学习、交流”的国际化形式上，而对其是否有助于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推动科研协同创新、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等实质性合作关注不够。我国大学在开拓国际化视野与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中，需要科学借鉴国外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教学模式，积极引入国外优质教学资源和现代教学方法，以促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培养国际化人才和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25]。需要通过国际化途径，掌握世界科学技术、学术发展、大学治理的最新动态，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学科竞争能力及大学治理水平，以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第三，国际化保障体系较为滞后，不能适应国际化发展的需要。西方国家能够汇聚一流学者的原因，不仅在于其雄厚的学术实力，还得益于五湖四海聚人才的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相比而言，虽然我国大学也很重视放眼全球吸引高层次人才，但在落实国民化待遇、探索符合外籍教师需求的薪酬体系、晋升考核办法等方面尚未形成制度，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很多大学依靠资金投入引进人才，实现学术成果的快速增长，但是很少涉及根本性的教学、科研与管理的制度变革^[26](P43)。

四、大学国际化办学的实现路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战争冲突摩擦此起彼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史无前例。大学对外开放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更加严峻复杂。孔子学院、出国留学、来华留学、合作办学、科技合作等各项工作都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有的甚至带来很大的风险。大学参与全球人文治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面临更多的阻力和困难。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又要坚持国家主权和安全发展利益为重，开展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在斗争中腾挪空间、培育新机、化危为机，把高等教育作为科教融合、文化传播、形象建构的实践载体，通过大学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增进文化融合、科技协作和知识传播，不断开创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新局面。

（一）深度拓展全球合作

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以“高水平、深层次、宽覆盖、长时效”为指导原则，推动与全球各国、各地区、各领域一流合作伙伴协同发展，助力一流学科建设和一流人才培养。聚焦“一流”，提升与世界顶级大学合作水平。稳步增加世界一流合作大学数量，与绝大多数非通用语种对象国一流大学建立联系，联合培养拔尖人才，联合开展科研合作。扩增合作范围，推动与开设语种对象国务实深入合作。与开设语种对象国政府、教育文化部门等在相关语种人才培养、师资培养、教学科研、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各类型务实合作项目。进一步增强全球外国语大学联盟之间的深度合作，推进联盟校长论坛、联盟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联盟电子期刊等合作项目，提升联盟国际合作水平与国际影响力。加强科学调研，拓展与全球国际性组织互利合作；加强对全球各类型国际性组织机构的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合作规划方案与合作策略；增加与联合国机构、国际智库等各类型国际性组织机构的合作范围，加大深度合作的可能性；注重与国际儒学联合会等中国发起的国际性组织共建合作平台，提升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的国际影响，建设国际化学科资源平台，基于现有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台，建立并加强与全球知名慕课平台合作，邀请更多著名大学加入上述联盟，引进优质课程；拓宽交流领域，搭建与外国驻华机构合作新平台，形成北京外国语大学与驻华机构合作的聚合效应，探索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分享来自世界各国的优质教育文化交流资源，提升合作层次，为学生提供更多优质的实习实践机会。

（二）积极提升全球声誉

大学应以“优势引领、精品塑造、全球传播、影响世界”为理念，积极发挥海外平台、校友网络全球辐射的作用，着力打造在地国际品牌项目，提升优势学科与学校声誉，搭建全球传播平台，全方位提升学校的海外影响力以及全球声誉。一是加强海外基地建设，优化全球发展布局。加强包括全球孔子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海外子公司与出版中心在内的海外基地建设，力求覆盖盲点，优化全球发展布局和结构。二是发挥优势学科引领作用，提升全球学术声誉。努力提高大学和学科声誉，稳步提升全球大学和学科排名，研发全球指数平台，推出系列全球化指数。三是增进中外学术文化互鉴，打造精品译介项目。加强与国际知名人文社科学术出版机构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机构的合作，在国际文化出版领域扩大影响力。四是凝聚海内外资源，推进校友会全球覆盖。有序推进校友分会的建设，逐步完善全球校友会网络，汇聚海内外校友资源。五是提升国际暑校内涵质量，打造来华夏令营知名品牌。精心设计暑假国际小学期课程，邀请中外一流水平的教师授课，打造暑期来华留学品牌项目。

（三）汇聚全球一流师资

秉承“高端引领、全球整合、创新机制、精准培育”的理念，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国际人才引进与国际化人才培养相结合，汇聚全球一流人才资源，打造一支教学突出、科研卓越、融通中外、具有全球竞争力以及影响力的国际一流师资队伍。再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首先，拓展教学团队的国际视野，强化非通用语特色师资建设。完善教师全球发展与学术交流制度，建立健全与国外顶尖大学合作的教师发展机制。提升非通用语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为非通用语国别区域研究人才的海外培养和研修创造条件。其次，推动深度国际合作，提升师资全球竞争力，建立专业化、国际化师资培训制度。着力提升教师队伍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教学水平。再次，完善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师参与国际交流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实施全球学者计划。同时，围绕学科发展重点，瞄准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的学术骨干、高层次拔尖人才和具有良好发展潜质的优秀青年人才，构建成长型的教师梯队。最后，优化外籍教师聘用与管理机制，打造一流国际师资队伍。逐步落实外籍教师国民化待遇，提升外专引进项目的层次，打造多元化、全覆盖、高水平的国际师资队伍。

（四）深化国际学术合作

打造中国和世界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的引领性学术平台，努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团队，产出一批具有独特学科特色的原创性成果。实施学术合作支持计划，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鼓励和支持师生积极参与国际高层次学术合作，创建高端国际学术论坛，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声音。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进一步完善多语种学术成果评价机制，建设战略性语种学术期刊方阵。加大对多语种学术期刊分级认定的数量，完善学术成果评价机制，服务国内学者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继续扩大和优化多语种学术期刊建设，谋划海外出版。立足“海外中国学”，建设多语种跨文化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发挥跨文化研究优势，加快建设“中国学”多语种跨文化全球传播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总结形成准确阐释中国实践、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对外表达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多语种译介和跨文化传播。同时，实现对重要国家与区域研究的全覆盖，加大学术研究的深度。坚持“国家急需、任务牵引、成果重大、协同创新”的原则，重点发展国别区域研究。坚持“国际视野、北外特色”的发展模式，积极推出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打造全球指数研究平台。另外，聚焦人工智能，建设世界一流人类语言实验室。凝聚校内外、海内外、科技名企英才协同创新，将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智能语言教学与研究基地。

（五）致力培养全球英才

依托科学、合理的本科与研究生专业课程体系和通识教育培养体系，鼓励并资助学生在校期间参加海外学习交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全球胜任力。一是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推进教育国际化。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优质课程资源，探索线上线下结合等授课方式，充分利用优质国际慕课；二是创新高层次联合培养模式，服务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积极开展国内外合作办学、联合培养，建设高水平特色海外交流项目，与国外知名院校联授学位，建立和推动“一带一路”人才培训计划；三是提升出国留学规模和层次，建设海外优质实习实践基地，完善多层次、多渠道学生海外学习交流资助与管理体系，加强海外留学课程质量监督与管理，提高学生交流规模与层次；四是加强与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机构合作，开通实习渠道，全面提升学生全球胜任力；五是完善来华留学管理机制，加强国际学生招生、培养、就业全过程管理，将国际学生培养纳入学校统一教学培养体系，推进中外学生同堂上课与管理趋同；六是部署高端人才项目，完善奖助体系和就业指导，通过高品质教学与服务提升国际学生留学体验，打造品牌项目。

（六）完善全球保障体系

建设一流的全球化、智慧化校园，建立国际化工作管理制度与团队，实施全球化安全支持与海外部署，拓展多元筹资渠道，落实资金保障，构筑全方位、深层次的全球战略规划保障与支撑体系，营造国际化校园文化氛围。一是进一步优化功能分区、资源整合和空间布局，提升后勤国际化管理和服务保障水平，构建国际化、智慧化后勤保障体系，坚持“开放、互联、智能、创新、融合”理念，逐步加大学校信息化建设及运行经费投入力度，提高信息化管理服务水平；二是完善办公体系，提升管理人员国际化水平，构建国际化统筹管理、分工协作的办公体系和制度保障机制，建立相应的考核体系及奖励激励机制；三是提升师生健康安全意识，建立全球法律支持体系，提高校园安全保卫工作信息化、职业化、专业化水平和国际化意识，加强安保人员培训和师生安全教育，提升学校医疗保健、心理健康、海外安全保险保障能力；四是开拓多元筹资渠道，提高资金保障能力，保障全球化战略实施经费，推动学生海外学习实践全覆盖，资助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提高财务管理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益，完善资源配置和绩效考核制度。

总之，高等教育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因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史就是高等教育职能不断扩展的历史，其职能的每次扩展都会引起高等教育思想的嬗变。在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大学在国际化办学方面的职能不断彰显。大学和各有关方面应当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在认真履行好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的同时，积极承担起国际交流合作中的职责使命，谱写好实现中国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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